略论工程的价值创造、价值形态转化和价值寿命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李伯聪

一、引言

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主要是“现实性”问题，它们没有多少“理论内涵”(例如手表表面设计时要选择“罗马数字”还是选择“阿拉伯数字”的问题)；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理论性”问题，它们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例如天文学中与“黑洞”有关的许多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是“工程价值”，这既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现实性问题，又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理论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许多学者从许多方面进行研讨，但必须承认其中还有许多理论领域的未发之覆和现实领域的未解之谜。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从哲学角度对工程价值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现代社会的“日常语言”与“学科语言”和本文的“学科定位”与“跨学科研究进路”

(一)申明本文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特点

在思维、知识和学术领域，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古代时期基本上没有学科分化，而现代社会的学术领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科。对于这个“学科划分”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许多人——特别是我国高等学校的众多教师和学生——都有深切感受，无须笔者赘述。

这种“学科分化”和“学科划分”状态和现象，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助于避免流于空疏肤浅；缺点是往往会使学者“画地为牢”，有意无意地“限制视域”。为了既保持其优点又避免其缺点，许多学者主张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进路”。

对于欧洲哲学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出现和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认为欧洲古代时期的哲学重在本体论，近代时期重在认识论，20世纪之后出现“语言转向”(对于linguistic turn，许多中国哲学家都主张译为“语言转向”而不是“语言学转向”)，许多二十世纪的哲学家都重视了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且这种语言哲学分析方法还影响到哲学之外的一些学科(例如心理学、管理学、神经科学等)。需要申明，本文的“体裁”“定位”(或曰“学科”“定位”)是“哲学”——更确切的说是“工程哲学”；在方法论上本文除特别重视“语言分析方法”——更确切地说是“语言哲学分析方法”——的运用之外，还将特别重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二) “日常语言”和“学科语言”的含义、异同和相互关系

虽然对于所谓“语言哲学分析方法”的具体含义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认识，但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语言哲学领域存在着两个特色迥然不同的方向和流派：一派以罗素等人为代表，他们特别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着重于分析和批评“日常语言”中的种种不精确、不完善、模糊不妥之处，有人甚至主张“创造”理想的“人工语言”；而另外一派以吉尔伯特·赖尔等哲学家为代表，特别重视“日常语言分析”，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对于这两个流派的名称，人们已经普遍地把后者称为“日常语言学派”；对于前者，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将其称为“逻辑语言学派”，并且多数人实际上也认定前者构成了一个学派，但多数人往往没有为其“命名”一个明确的“学派名称”。

什么是“日常语言”呢?

陈嘉映说：“日常语言也称自然语言。不过‘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这两种提法的取向不同。日常语言通常和诗的语言、科学语言、咬文嚼字等相对举，自然语言则主要和人工语言对举。实际上正是由于提出了逻辑语言的设想，才有了自然语言这一提法。‘自然’这个概念天然具有抗拒下定义的倾向，所以我们很难为‘自然语言’下个明确的定义，不过它的大致意思是清楚的。”

按照陈嘉映的这个解释，不需要对“自然语言”下定义而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了“日常语言”的含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概情况也的确如此。

可是，如果进一步思量，人们又会发现事情不这么简单。例如，对于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孔子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毫无疑问”地使用了“自己的日常语言”。可是，老子和孔子的“日常语言”(古汉语)又毫无疑问地迥然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日常语言”(古希腊语)。由此来看，原先那个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其具体含义的“统一”的“日常语言”就变成了语言类型和形态多种多样的汉语、英语、德语、梵语等等，这里甚至还需要包括古代某些已经消亡的民族的语言(例如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而后来“消亡”的某些少数民族)和一些其他复杂情况下的语言(例如曾经在欧洲显赫一时而现代已经无人以其为日常语言的拉丁语)。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理由更具体地把“日常语言”解释为“某个民族的语言”，或曰针对“具体个人”而言的“母语”。

需要注意，陈嘉映的上述解释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区分和区别——尽管他并未对二者的区分给予进一步的具体解释。推测而言，陈嘉映之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具体解释，一方面是由于陈书自有主题和限于篇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陈嘉映认为“这二者”的区分具有许多“不言而自明”的特点，无须多言。实际上，笔者也想在此顺便指出：从“日常语言”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认为“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具有许多在“日常语言”意义上“不言而自明”的区分。

可是，如果从“学科思维”“学术理论”和“学科划分”的角度看，在学术和学科发展史上，“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往往就在于这门学科“开创出”和“拥有了”不同于“日常语言”而为“本门学科特有的”学术语言，所运用的方法可以是“杜撰新词”也可以是对“旧词”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使其“旧貌变新颜”。例如，对于同一个词汇“场”，在日常语言的“运动‘场’”中是日常语言之“场”，可是，在电磁学中形成的“电磁‘场’”概念中，这个“场”又成为了科学语言之“场”。特别需要强调之处是：现代学者在开创一门“新学科”时，往往会以“创造出”某些“新语言”的“科学范畴”作为一门新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

现代学术共同体已经公认，现代学者必须使用“学术语言”撰写学术论文，如果不使用“学术语言”(或曰“学科语言”)，就不可能成为“学科性论文”(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不再刻意区分“科学语言”、“学科语言”和“学术语言”)。

对于“日常语言”和“学科语言”的含义和异同关系，许多人都有“经验性”“直觉性”的理解，某些学者也有有关的理论分析，这里无意赘言。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的需要，不同语言的“翻译”也逐步发展起来。从事翻译的人，不但掌握自己的“母语”，而且需要“习得”另外的“第二语言”。

应该承认，虽然“翻译实践”已经有了长期的历史，但“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滞后，直到二十世纪，才逐渐显现出有关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新势头。最近几十年中，“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甚至显现出了成为显学之势。

在二十世纪的“翻译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中，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这里只谈关于如何认识翻译“确定性”的问题。也许可以认为，“翻译工作者”在最初从事翻译实践工作时，虽然都感到了翻译的诸多困难，但都“自然而然和不言而喻地假定翻译是可以合理完成的工作”。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奎因却提出了一个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的新观点，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所谓翻译，不但涉及日常语言，而且涉及学科语言。于是，不但出现了对于“日常语言”翻译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出现了“学科语言”翻译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以下就谈一个汉语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语言”翻译事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陈康对于“being”的中文翻译提出了一些堪称孤明先发之见，但解放后的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重视陈康的观点；后来，由于汪子嵩、王太庆等人的大力推动和重新讨论，引发中国哲学界的许多名人也纷纷介入研究和讨论，从而推动了对许多有关问题的语言分析和理论认识。有关论文最后结集成为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曾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的王树人在为此文集撰写的序言中评论说：“这不是一本普通文集。这是中土外国哲学界几代学者对西方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一次重要聚焦。聚焦的焦点是西方哲学奠基性范畴‘einai(tobe，sein)’的‘中文翻译’问题。”“可以认为，翻译的实质确实是对原文‘文本’的一种再创造。”“文集从如何理解翻译‘einai(tobe，sein)’所展开的讨论，在中西语言文字、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两种语言文字、思想文化的异质性。这不能不说，是中土外国哲学界从哲学角度对中西思想文化认识和研究的一种重大深入。”

因为关于“einai(tobe，sein)”的“中文翻译”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事例，以上就多占用了一些篇幅加以说明。再回到本文的基本研究主题“工程价值”，它不但涉及了许多现实问题和日常语言问题，而且涉及了哲学、经济学、工程学领域的许多学科语言(概念)问题，本文以下将使用“游走”在日常语言和学科语言之间的方法撰写一篇基本“体裁”为“哲学”的文章。

二、关于工程价值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学科分野与关联

(一)略谈若干“同义词”

在汉语中，“工程”和“劳动”是同义词(本文不严格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劳动”可以翻译为英语的labour，“工程”常常翻译为engineering。但“三峡工程”中的“工程”却需要翻译为project(可“回译”为汉语的“项目”)。为何要把“三峡工程”中的“工程”翻译为project呢? 因为三峡工程是一个工程项目(工程活动以“项目”为其“基本的活动单位”)，这就成为了把工程翻译为project的“现实根据”和“词汇翻译理据”。可是，“三峡工程”这个词汇又不能说成是“三峡劳动”。

在汉语的日常语言和学术语言中，“工程”可以指“工程活动”(例如可以说“工程现场”)，但又可以指“工程学”(例如，大学中关于“机械工程”的“教材名称”和“系科名称”)，而“‘工程活动’之‘工程’”和“‘工程学’之‘工程’”在内容和含义上，又必须认定为两种含义不同的“工程”而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把“工程”当作“工程学”进行研究和把“工程”当作“工程活动”进行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对象和内容的哲学研究。“工程”是一种“活动”，但有时又会指工程活动的“成果”或“产品”。由于英语中engineering的含义也非常复杂，这就使进行翻译时势必出现“复杂之上再加复杂”的情况。需要指出，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仅仅把“工程”解释为“工程学”而忽视了所谓“工程”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指“工程活动”和“工程实践”，于是，这就使许多研究者在研究“工程”(engineering)时形成了一个“学术视野盲区”，而这种情况对于工程哲学和工程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可是，这里又需要指出：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学者们的“视野片面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视野的片面性”有时又是与“观察的深刻性合二而一”的事情。我们绝不能机械地和片面性地仅仅把以“学科研究”方式“选择性”“自觉限定视野”看作“负面方法”而看不到“专门的”“学科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研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一对象”时，不同学科的学者确实需要“自觉”地运用“自己选定”的“学科方法”和“学科理论框架”去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对象”。这时，“不同学科的学者”又会面对“同一对象”而进行“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取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和消费现象”，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经济学语言和经济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归属于“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哲学家运用哲学方法、哲学语言和哲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归属于“哲学学科的研究成果”。

价值、劳动、工程、生产都是常用的“日常词语”，可是，它们又被有关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转化”成为了经济学、哲学领域的“学术概念”。以价值研究为例，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学科”的“价值研究”，同时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学科”的“价值研究”，二者既有不可否认的“学科分野”，又有一定的学术联系，出现了经济学和哲学的跨界沟通和交流。对于这种跨界沟通和交流，目前的状况是存在着“不对称”现象：经济学价值研究领域相对地较多关注其中的哲学问题，而哲学价值研究领域对经济学研究的关注较少。面对这种状况，本文将更加关注对经济学价值研究成果的哲学分析，希望能够有助于“平衡”这种“不平衡状况”，深化对工程价值问题的哲学认识。

(二)对经济学领域价值理论研究观点和成果的若干简介

必须承认，经济学领域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在观点和成果上都堪称洋洋大观，如果对经济学的价值研究成果采取“忽视”的态度，哲学领域的价值研究“大厦”将“缺少一根支柱”。

经济学的价值研究成果非常丰硕，这里仅简述作为“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劳动价值论”。

在欧洲经济学发展史上，威廉·配第首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他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市场价格；了解了商品的价值量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认识了劳动分工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立了金银是最好的财富，货币才是唯一真正的价值形式；分析了货币的价值和职能；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名言。配第之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哥，特别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了马克思，更意义空前地开创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考察货币入手，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深刻阐述和分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的相互关系，运用经济学理论框架深刻地阐释和分析了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分配和转型等重大问题。

对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逝世后，“西方经济学界对劳动价值论经历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其中有对劳动价值论持反对或否定态度的如庞巴维克、博特基耶维兹、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等；也有对劳动价值论持坚持或维护态度的如希法亭、多布、斯威齐、曼德尔、德赛等人”。

为分析需要，这里再简要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理论做一些介绍和评论。哈奇森在《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发生了“三次革命”：首先是亚当·斯密的“革命性”贡献；其后是“边际效用学派”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就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百度百科条目“边际革命”解释说：边际效用学派“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20世纪初，相继二三十年，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并不约而同地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即价值由什么决定。边际革命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百度百科条目又认为：“这种理论强调物对人的满足程度，而满足程度完全是客观(笔者按：“客观”应改为“主观”)的感觉，因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客观主义的价值学说。必须指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使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消费领域，因为物的效用只有进入消费领域后才能评价。” 需要指出：以上解释中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客观主义的价值学说”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从本质上看是“主观主义的价值学说”而不是“客观主义的价值学说”(笔者按：这里不多涉及历史文献文本和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复杂情况和辨析问题)。

总而言之，经济学家对价值问题提出了众说纷纭的“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往往都具有自身的“哲学理论基础”或“哲学色彩”，但在“学科归属”上仍然属于经济学。

(三)“创造论”观点和“过程论”方法

上文已经多次指出：工程价值既可以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又可以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当从哲学视野研究工程价值时需要特别强调和突出的基本哲学观点和方法是什么呢?

1.关于工程价值的“创造论”哲学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在《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中把经济学家的“价值起源”研究(在特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对价值本质的研究)划分为三大派。他说：“经济学对价值的起源提出了三种较重要的解释。第一种是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麦克库洛赫的解释，这是英国的解释，把价值的起源追溯到劳动”。“第二种解释是孔迪拉克与J·B·萨伊的解释，这是法国的解释，把价值的起源追溯到效用”。“第三种解释，是布拉马基和我父亲A.A.瓦尔拉斯的解释，把价值的起源追溯到稀缺性。”

由于本文的基本旨趣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所以，这里不再从经济学角度具体辨析上述三种经济学价值论的异同和优劣，这里关注的焦点是这三种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意蕴和三者在哲学本质上的分野。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语义角度看，“劳动”的基本含义就是对“人(个体和群体)改变自然界的创造活动”的表述。从哲学角度看，所谓“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论”的“价值论”观点。依据“劳动价值论”，工程价值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人通过劳动过程而创造的结果”。与劳动价值论不同，上述的“效用论”和“稀缺论”的“价值论”在理论本质上具有“自然论价值论”的意蕴。

限于篇幅，这里径直把“创造论”的哲学观点当作一个研究工程价值时需要采取的基本哲学观点，而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哲学解释和论证了。

2.关于工程价值研究的“过程论”哲学方法

工程活动的“创造性”本质在方法论上必然表现出“过程论”和“阶段论”特征。对于工程活动的“过程论”表现和特征，“工程学”和“管理学”中都有依据自身学科视野的阐述和分析。《工程方法论》一书在第3章中也侧重哲学视野而阐述和分析了“工程活动的全生命周期方法”。本文以下就着重从“创造论哲学观点”和“过程论哲学方法”对工程价值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些简要的哲学分析和讨论。

三、对工程的价值创造、价值形态转化和价值寿命的若干哲学分析

工程价值的含义和形态表现都复杂多样。从语义和学科角度看，它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含义：工程器物的“技术价值”、市场中的“经济价值”和广义的“哲学价值”。这三种价值各有自身的“特定本质和特征”，不可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三者也有密切联系。“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中自有“哲学意蕴”，需要进行“哲学分析”，而“哲学价值”也不可“空洞蹈虚”，常常需要落实到和落实为“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乃至其他学科的“价值创造”“价值转化”和“价值实现”。

(一)工程设计及其提出的若干哲学问题

工程产品不是天然的物品，而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产品。对于工程创造活动来说，其第一个环节就是工程设计。

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设计”这个术语，但他的这段阐述已经清楚明白地指明了工程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工程设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商品和货币时，首先从对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含义和关系谈起，以之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大体而言，“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更强调和突出“技术”与“工程”方面的内容和含义，而“价值(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更强调和突出“经济”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和含义。马克思指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工程设计，首先就是指对工程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设计，更具体地说，就是对工程产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功能的“技术设计”。在古代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手工业师傅运用“经验积累的方法”进行“产品设计和生产”，手工业作坊中的“设计工作与生产工作”也是“相互渗透与结合在一起”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现代工厂与企业制度形成之后，现代设计师分化成为了“专门的职业”“设计”也成为了现代生产过程中的“独立”的“第一个环节”。

对于“设计工作”和“设计活动”，原先的设计师往往只关心具体的技术设计问题，而没有关注“技术设计”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荷兰学派的克罗斯、梅耶斯等人提出关于技术人工物的双重性的理论，推动了对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在其后的十余年中，关于技术人工物的双重性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于工程活动的发展，许多人都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科技推力”和“需求拉力”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和条件。对于工程设计来说，不但需要考虑有关“技术”的可能性问题，而且需要考虑有关“需求”的程度、强度和迫切性问题。以设计一段高速公路为例，究竟将其设计为二车道还是设计为四车道，这就是工程设计的“价值需求设计”问题而不是“技术设计”问题了。

工程设计还涉及“工程美学”问题。虽然自古以来，建筑设计实践中就高度关注“设计美学”或“美学设计”问题，但在普遍性的工程设计中，美学研究却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在现代设计史上，虽然工业革命使得“技术设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约翰·拉斯金倡导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 and craft momement)却在特别重视“艺术设计”的同时敌视大规模的工业批量生产方式。但包豪斯很快地开创了“现代设计教育”的新开端，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也迅速地转向与现代技术工程发展的潮流相互渗透与相互结合的方向。在中外“设计教育”与“设计行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最近数十年中，关于“设计美学”的论著在数量上从难得一见到风起云涌，甚至直接以“设计美学”为书名的著作也屡见不鲜。但从学术质量上看，还不能说有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设计”活动不但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功能，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哲学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三个问题。

1.上文谈到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专业化的“设计师”，但随着哲学家对“设计活动”的新分析和新认识，有人提出了“人人都是设计师”这个新观点，并且许多人都接受了这个新观点。容易看出，当“人人都是设计师”这个新观点被普遍接受之后，对设计问题和设计活动的哲学思考、哲学认识和哲学研究都必将迅速地进入一个新阶段。

2.中国哲学史上一向重视对“有”和“无”这两个范畴的研究，而西方哲学一向重视研究“being”而忽视对“nothing”的研究。可是，古今的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主要都是限定在自然对象的范围内分析和研究“有”与“无”和“being”与“nothing”，而没有把“人工物”和“设计”纳入研究的视野。现在，当哲学家可以和必须把“设计”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时，哲学家会看到设计的对象是特定类型和特定表现的“无”并且表现出新内容和新方式的“无”与“有”的相互关系。可以预期，通过对设计问题的研究，现代哲学家会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无”和“有”的研究、“道”和“器”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和新阶段。

3.由于“设计”是一种表现为“想象”的心理活动，这就使对“设计”的哲学研究中必然要展开对“想象”问题的哲学研究。有人说：“在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视野中，想象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西方哲学的基本取向所决定的，因为后者以理性、逻各斯为中心。”近代欧洲哲学家休谟、康德开始重视对想象的研究，“但对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而言，想象机能似乎一旦偶露其真实面目，便散发出一种危险的气息，一种能够解构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危险气息”，于是，现代西方哲学对想象力的研究也未能深入下去。现在，由于“设计”问题的现实推动和理论推动，我们可以期望对“想象”(包括对康德提出的“先验想象力”问题的研究)的哲学认识和理解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工程活动的生产主体、生产条件与生产程序

在设计环节，“设计”的对象是“想象中的对象”而不是“现实中的对象”。“设计的对象”必须由“生产主体”经过“生产过程”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的对象”，换言之，也就是转化成为作为“生产的结果”的“产品”。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主体”常常采取“企业”形态的组织和制度方式，而不同形态的“机器”也成为了必备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企业通过一定的单元操作和生产程序而生产出特定的“产品”。

“产品”不同于“自然物”，而“商品”又不同于“产品”。

在直接的意义上，“产品”是“生产主体”依据一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在生产环节，操作主体有可能按照生产标准进行生产，也可能违背生产标准进行生产，于是就既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也可能生产出“次品”甚至“废品”。“合格产品”具有“设计环节”所“设定”的使用价值，而“次品”和“废品”“不完全具有”或“基本不具有”“设计环节”所“设定”的使用价值。

需要强调指出：只有在技术和生产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合格品”“次品”“废品”的区别；如果限制在“自然界”中看问题，一切“自然物”都是“平权”或“平等”的，不存在“合格品”“次品”“废品”的区分和区别。

(三)工程产品的交换价值与价值交换

从技术角度看工程活动，其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

一家生产饮料的企业通过生产过程而生产出了“大量”的具有“使用价值”的“饮品”。但该企业的生产者不可能仅仅依靠本企业的“产品”“过生活”，他们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自己饮用”，而是为了“别人饮用”。更具体地说，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具有的“使用价值”不是他们自己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当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具有衣食住行等使用价值的各种具体产品时，他们必须在市场上用自己的生产“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产品”成为了“商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而“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的“价值交换”。

在“交换价值”和“价值交换”这两个经济学概念的深处，哲学家可以挖掘出复杂、深刻的哲学含义。

(四)工程的价值形态转化、价值实现和工程价值的生命周期

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环节之后，“商品”“实现”了本身的“交换价值”，转化成为“消费品”。

在消费环节，“产品”的“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经济学中对于消费环节和消费的功能已经有了许多经济学视野的研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对消费现象进行了许多“自身学科视野”的研究。

从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转化的角度看，工程价值是“创造”出来的，工程设计和生产环节都是价值创造的过程。工程价值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形态，不同的价值形态可以相互转化。在消费环节中，工程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对于作为“生活资料”的“消费品”来说，通过“消费过程”而“实现”了“产品”的价值，而对于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的桥梁等“设施”来说，通过相当于“消费过程”的“设施运行”过程而“实现”桥梁等设施的价值。

工程活动要经历自身的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工程活动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在价值形态转化过程中，工程也完成了自身的“价值寿命”。

工程的价值创造、价值形态转化和价值寿命中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哲学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只能俟诸他日了。